(71)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组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382页。
⑤2020年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⑥，由此，以民法典为引领和带动的法典化运动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工程的重要内容。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把法典视为变革社会的政治工具，基于特定政治立场，反对或支持法典化。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认清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推进法规制度建设集成化、军事法规法典化(25)。(40)第二，不仅法典无法保障自身完备无缺、无所遗漏，其他单行法、判例法、习惯法同样无法保障这一点，因而这并不能构成单独针对法典本身的有效批判，而是所有法律存在形式必然存在的共同缺陷。(73)张文显教授提出了新时代法典化实质精神的五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依归、以宪法为统领和以科学为支撑，因此本文在此不予赘述。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
三、立场与理由：反法典化与法典主义的辩驳 虽然人类法制文明史上的法典成果和法典化活动源远流长，但是大规模、普遍化的法典化运动主要是一个导源于17世纪末法律科学的现代社会的现象，真正对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理论反思也主要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后，是否应当创制法典和推进法典化，成为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的争议焦点之一。只不过梅因深受萨维尼历史法学的影响，对于在英国制定一部良好的成文法典的实践可能性持有怀疑。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6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聚焦新业态新模式特定领域、特殊问题，坚持大块头立法和小快灵立法相结合，防范和化解风险。这一阶段网络立法转向侧重网络服务管理和内容管理。2021年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和保护工作原则目标，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机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开展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规范网络产品和服务采购活动等作出具体规定，为加快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能力提供法律依据。——坚持促进互联网发展。
坚持依法规范发展数字市场，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健全数字规则，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坚定不移走依法治网之路 中国顺应全球信息化发展大势，立足中国互联网发展实践，将网络法治建设融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不断深化对依法治网的规律性认识，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网络法治道路。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化进程，让数字文明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网络攻防实力均衡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重大成就。全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挑战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为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教育，鼓励互联网行业组织督促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价值导向，通过完善行业规范、出台行业标准、发布诚信倡议等方式，引导互联网企业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网络执法不断加强，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行为，网络生态和网络秩序持续向好，推动整个社会秩序更加平安和谐。2021年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细化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多项权利，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制，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探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新路径。电子商务法全面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责任，要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
互联网发展红利惠及全球，依法促进网络空间发展和繁荣，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严格落实网络平台责任，强化互联网广告监管。
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青少年是网上学习、交流、生活最活跃的参与者、实践者，其合法权益也更易受到网络违法活动的侵害。中国从保护青少年网络权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出发，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贴近青少年学习生活实际，聚焦网络沉迷、网络欺凌、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等重点问题，通过普法微综艺、儿童普法话剧、网络普法故事广播、网络普法云课堂、学法用法知识竞赛、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编写网络普法读本等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相结合的法治宣传教育格局，为提升青少年网民法治意识和网络安全素养提供了全面保障。
坚持发展和安全同步推进，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量。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签署网络安全合作备忘录，加强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交流分享，共同促进网络安全能力建设。通过专项治理，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力遏制，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水平明显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上网用户和设备数量稳步增加。在网络数据领域，提升数据安全保护监管能力，通过建立安全监测体系、实施分类分级管理等手段，强化工业互联网、车联网、5G应用等领域的数据安全执法。通过民法、刑法和专门立法，构建个人信息权益全链条保护的法律屏障。
结束语 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治理实践中，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世界经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依法治网之道。中国的网络法治建设立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网民数量最多的基本国情，针对中国网民规模巨大、企业平台众多、产品业态丰富的实际情况，适应法律主体多元、法律关系多样、法律适用场景多变的特点，坚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自由和秩序、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深入研究网络法治前沿性、全局性重大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制约互联网发展的瓶颈问题，找出互联网健康发展的中国答案。
加强网络安全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举办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发布《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乌镇宣言》，为在网络司法领域分享经验、增进了解、相互学习借鉴搭建桥梁。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在前期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民事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了系统规定。在重要网络系统领域，深化网络系统安全防护，持续监测网络安全威胁，有效防治网络系统遭受大规模服务攻击等重大安全事件。
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勇于探索、守正创新，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网治网之路，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为网络强国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党在信息化条件下治国理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五、提升全社会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 网络法治宣传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国的网络法治建设不仅有力提升了中国互联网治理能力，也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注重发挥联合国在应对国际信息安全威胁领域的关键作用，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于2015年提交更新案文
[xiv]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xxix] [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2015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第20条就所涉教育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进入专题： 党内法规 自我革命 组织领导法规 组织结构优化 组织身份认同 。
一方面，有效性架构引领下的自我规制策略。其三，就建设进路而言。
[lxv]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lxx] 孟献丽、郝玉洁：《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载《中州学刊》2019年第3期。[xxvii]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围绕执政党在体系架构层面的自我革命事项来落实党的组织领导，应从组织结构优化和组织身份认同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规范设定。
应基于凸显政治性、先进性、服务性、系统性特征[lxviii]的党员角色认知意识，通过党员对所在执政党的思想认同、政治依靠、工作服从与情感信赖，来厘清《制定条例》第9条第1款第3项所设定的党员义务权利在身份自觉领域的事项要素，以推动全体党员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lxix]。[xv] [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65页。
该类事项主要指向针对党的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政治理论和道德品行等方面的政治性认知所开展的政治理论教育。其二，工作内容方式创新评价指标。
结果即是对所制定党内法规规范质量的积极或消极评判。主要包括地域覆盖、机关事业单位覆盖、国企覆盖、非公经济组织覆盖、其他社会组织覆盖等二级指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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